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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垃圾分類立法還有多遠？6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（修訂草案）》，明確將強化工業固體廢物產生者的責任，完善排污許可制度，并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投放、收集、運輸、處理系統。會議決定將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。

有專家指出，生活垃圾分類經過多年試點，當前已經具備推行的軟硬件條件，生活垃圾分類的核心依然是承擔“責任”和“生活垃圾分類習慣的養成”。

生活垃圾分類將首次入法

去年7月生態環境部公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（修訂草案）（征求意見稿）》，草案提出設立生活垃圾分類制度。增設生活垃圾分類制度，要求地方政府做好分類投放、分類收集、分類運輸、分類處理體系建設，為推動實施《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》提供法律支撐。

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所長劉建國介紹，從2000年開始，我國就在試點城市推動垃圾分類，該草案是首次以法律形式將垃圾分類制度固定下來。

據介紹，我國自2000年推動垃圾分類試點后，由于很多城市在垃圾分類硬件設施方面差距大，條件不具備，且過去對垃圾分類的推動力度也不大，垃圾分類效果不如人意。但是一些城市的“試水”，使得一部分人意識到垃圾分類的重要性。

2016年12月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專項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。2017年初印發《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》，46個城市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。據悉，2019年起，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，到2020年底46個重點城市將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，2025年底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將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。

劉建國說，經過兩年多的推動，生活垃圾分類已經進入新階段，方方面面都較過去有了顯著的進步。

“一方面國家對這個事情的定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各級政府重視的程度和配置資源投入力度都與過去不一樣，而經過高速發展，相對發達的城市具備了基本的垃圾分類處理的硬件設施的條件，在能力和結構設施上基本可以推動垃圾分類的處理。”

此外，劉建國還表示，最近兩年全社會對于生活垃圾分類的意識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與此前硬件、軟件的進步和兩者之間的協調，加之此次草案將其“法治化”使得垃圾分類的推行與此前十幾年相比已經有了飛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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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類包括居民、企業和政府的責任 還需長期的“公民教育”

推行生活垃圾分類，一直面臨著現實瓶頸。

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日前發布的《2019年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》指出，雖然超九成受訪者認為垃圾分類對于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是重要的，但認為自身在垃圾分類方面做得“非常好”或“比較好”的僅有三成。

該中心主任吳舜澤指出，垃圾分類是公眾最普遍認為重要的行為，但其踐行度遠低于認知度。

《報告》提及，受訪者認為影響自身垃圾分類的主要原因是“小區沒有分類垃圾桶”和“垃圾集中轉運時不分類，所以沒必要分類投放”，人數分別占63.7%和59.6%。其次，“不知道怎么分類”和“不了解分類后垃圾的處理進度和結果，沒有成就感”的人數占比分別為36.5%和34.5%。另外，選擇“身邊很少有人分類”和“太麻煩、沒精力”等兩種個人主觀因素的人數占比分別為22.2%和13.3%。

劉建國表示，相較于各地在垃圾分類上突出存在的問題，最為核心的是責任和意識。在他看來，這也是此次草案以法律形式固定垃圾分類的重要所在。

“垃圾分類鏈條上包括投放、收集、運輸、處理在內的各個環節有不同的責任主體，希望法律能對這些主體準確界定和劃分責任，并要求他們履行責任。這里的責任，既包括居民的責任，企業的責任，也包括政府的責任。”劉建國說。

此外，他尤其強調，界定責任后，還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，而公民教育恰恰是當前最缺失的部分，而當前的問題是“大家都是旁觀者、批評者，少有行動者和建設者”。“一說垃圾分類，都是政府的錯、別人的錯，好像自己沒責任，實際上從垃圾分類的發展來看，根本的癥結是沒有做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。就居民而言，還沒有養成習慣，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是自己應盡的責任，意識到了也難以轉化為具體的行動。”

在劉建國看來，“培養垃圾分類的好習慣”、改變人的行為習慣正是推動垃圾分類的核心。“我們要從過去粗放的、不負責任的方式向精細的、負責任的方式去轉變，而養成習慣更重要的是社會文明程度提升的過程。每個人都參與到垃圾分類，本身就是公民教育、環境教育的載體。”劉建國認為，在養成垃圾分類習慣的基礎上，自然而然也能夠養成在其他方面履行社會責任的習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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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類包括居民、企業和政府的責任 還需長期的“公民教育”

除了垃圾分類，修訂草案還提出強化工業固體廢物產生者的責任。?

此前的征求意見稿中強化產生者的主體責任。按照污染者依法負責的原則，進一步強調固體廢物產生者是固體廢物治理的首要責任人，誰污染誰負責，誰產廢誰治理。建立固體廢物排污許可制度，將固體廢物納入排污許可實施“一證式”管理，促進落實產生者主體責任。

在劉建國看來，這是由于過去工業固廢的底數不清，很難進行精細化管理。

他說，在我國過去固廢管理中，生活垃圾主體比較明確，但相對地工業固廢責任主體就比較模糊。“過去都是工業固廢產生者自己申報登記產生多少廢物、怎么處理利用，相對監管就不夠。我國每年產生的各種類型工業固廢大家都知道量很大，但是有多大我們并不是特別清楚。”他進一步指出，歷史上還堆存了大量的工業固廢，但具體的堆存量也不清楚。

劉建國指出，在底數不清的情況下，很難進行精細化管理，“第一要搞清楚有多少量，第二要弄清楚怎么處理，還要有相應的監督或監管辦法。而且當前信息化、智能化的技術也可以在未來幫助提升監管能力。 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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